Zaobao 2011-11-21
百世录中的“先贤置山建祠设会”一文，便谈到太原山的购置缘起。
据记载，早在1872年，侨居星洲的开闽王氏族人王有海（王秀南译成王友海）、王九河（王求和）与王沧周（王宗周）便商议集资购地供族人建屋栖息、从事种植，购买的土地还可以作为葬地，让族人养生送死。
三人的祖籍都是福建同安白礁乡。王有海1830年生于新加坡，靠经营砂劳越土产发迹。王九河来自马六甲，1871年在新加坡创立丹戎巴葛船坞公司，曾是英华学校和萃英书院赞助人。年少时从中国南来的王沧周曾创立德昌号，并以经营船务起家。王沧周1888年去世时就葬在太原山之麓。
他们有意效仿潮州义安公司的做法后，刚好有一名叫 Mootapa Chitty 的“遮地人”（来自南印度的Chettiar或Chitty）与华人林祖义拥有大巴窑区上段的一大片地皮要出售。这片被列为五号永久地契，共221余英亩的地，当时的交易价是叻银1500元。
三人各出500叻元，于1872年5月18日买下有关地段，作为“开闽公司福建王氏慈善”所公有。当时契约规定，凡是福建王氏族人可申请作为建屋、耕种及安葬用途，这便是从武吉知马路四英里转入谦福路的“姓王山”之由来。“姓王山”后来易名为“太原山”。
当时的地契正约原本有权委任信托人，却不知何故没有执行，时间一久，人们只知有姓王山，却不知献山者为何人。
征地赔款与利息 用来设开闽公司
根据《王氏开宗百世录》，殖民地政府后来决定建华人公塚，于1919年征用“姓王山”的97余英亩地，作为“二关塚”山的部分用地。
政府在开设二关塚山时也开辟谦福路，后又增辟亚当路，“姓王山”所剩下的113余英亩地，分开在亚当路和谦福路两边。殖民地政府在征地时赔了2万4476余元，却因为找不到山主，最后把该款项寄存在高等法院等候认领。
1922年3月20日，高院裁决，依照买地契约能产生有效的慈善信托。
1923年12月28日，法院批准王长顺（王有海之子）之申请，委任三信托人，除了王长顺，另两人是王瑞洲（王九河之孙）和王金鍊。此案在1924年完结，所领出来的赔款和利息用来设立王氏慈善（开闽公司）。
据了解，1982年至1990年间，政府把太原山剩余土地全部征用，经信托人和管理委员会极力争取，获得900万元赔偿，再以这笔钱购买武吉巴督23街的地皮，兴建办公楼、闽王氏宗祠和骨灰瓮安置所。这一工程于1997年竣工，是由已故王鼎昌夫人林秀梅所设计。
本地文史研究者吕世聪在翻阅旧报章时，曾看到一则刊登于1894年3月16日《星报》的趣闻。百多年前住在牛车水的王金福，在父亲去世时买了副很大的棺材，为把棺木抬进家还得拆掉大门。
他选好日子要把父亲葬在太原山，但天下大雨，跑马场、牛车水“积水成河，可泛舟街上”，他只好改期为父举殡。
村民话当年这里曾有个陈牛廊村
熟悉武吉布朗的吴安全，曾听一些看山人说武吉布朗叫“二关”，另外还有“姓王山”，“老山”，等，只是后来大家把这一切混淆了，误以为武吉布朗便是“咖啡山”。
最清楚这一切的应该是昔日在“陈牛廊”生活的陈亚峇（60岁）。“陈牛廊”是谦福路坟场聚落的俗称，陈亚峇1951年在那里出世，一直住到1982年才搬走。
据他回忆，罗弄哈哇的两头接到谦福路，北端那一头靠近太原山，是以打石碑而闻名的陈牛廊村，居民清一色是福建人。
他本身住在第二个村子，即罗弄哈哇中间、靠近快乐山。这部分原来属于福建会馆。政府未征地前，他家每月还租金给会馆。这个村子以种植果树，帮人照顾坟墓为主，当时还有人在亚当路摆摊卖水果。
至于最南端、靠近杜尼安路的聚落，除了福建人，还住了潮州人、海南人和马来人。居民以务农、当小贩、看守坟墓为主。
他记得村子里当时还有一所振中学校，上世纪70年代出过一本校刊，但几年后便关闭。
陈亚峇说，二关山指的是快乐山延伸到罗尼路的部分，基本上由快乐山和谦福山组成，他所住的村子，就在这两座山的山谷。简单来说，太原山是靠近麦里芝蓄水池、罗尼路、亚当路那一边，福建会馆的塚山，则是靠近快乐山、咖啡山的另一边。
王氏太原山隔邻的一大片坟山，是福建会馆的塚山新恒山亭。目前无法找到新恒山亭的完整记载，但能从本地文史工作者的研究中，理出一些头绪。
研究恒山亭的知名文史工作者叶钟铃曾在《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总机构》一文中指出：“自从恒山亭辖下施排埔（今日中央医院）新塚四脚亭于1894年前止葬后，闽人塚地便迁往麟记山和大巴窑。”
叶钟铃从闽籍富商王三龙为首的“倡修路董”于1910年5月23日所颁布的《募修新恒山亭路序》中，确定与太原山毗连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是福建会馆塚地。当时因为新恒山亭的山径崎岖，牛车络绎，崩塌益甚，闽帮领导人决定雇工修造道路，并号召闽人共襄善举。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是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当时有人在新恒山亭“预筑山基为异日瘗棺之地”（即预先霸占好墓地作为日后埋葬棺木之用），新恒山亭董事认为有必要整顿纲纪，去除陋习，于是刊登启事，限违例者在三个月内到恒春号（邱菽园的店）通报，每穴四方尺罚充公银12大元，没有据实通报者，坟堆将被毁平，日后再葬时罚款加倍。
通告还指出，董事会拟举颜永成为督理，负责安顿坟墓诸事。颜永成似乎在恒山亭的管理上很活跃，据叶钟铃的研究，他曾于1894年慷慨解囊，独捐巨金负起修复恒山亭旧塚山的善举，也可能因这缘故，新恒山亭曾有一处叫颜永成山。
吕世聪也在找史料时，发现福建会馆曾在1921年1月14日，在《叻报》上刊登一则“关于福建塚要事之传议”，内容说福建会馆收到地税公司于同年1月10日所发出的信函，表明殖民地政府准备把大巴窑福建塚的112英亩土地收归公有，福建会馆领导人决定在1月22日开会商讨征地一事。
上述通告所说的“大巴窑福建塚”，指的正是新恒山亭。通告说征地是“为改造住屋之用”，就不知被征土地是否有一部分曾被纳入1922年开设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内，但不排斥这一可能性。
太原山葬王姓福建人 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
原来的太原山只葬王姓福建人，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但二关山公塚则是开放给各籍贯华人。
吕世聪也在1921年12月20日的《石叻总汇新报》上看到一则“挖迁旧坟墓之报闻”，那是恒山亭董事告知恒山亭旧塚有166个墓穴受政府兴建公共医院（中央医院）影响，将迁葬到工部局设在“武吉物老隐”（武吉布朗旧译法）的新塚。
去年初，亚洲超自然侦探协会（API）创办人吴安龙和吴安全曾在武吉布朗坟场的罗弄哈哇发现一座隐藏在树林中的古庙，墙上匾额刻着“新恒山亭福德正神”和“民国丁丑年”（1937年），香炉刻着“福德堂”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算是为新恒山亭找到实证。
福建会馆秘书长沈美霞在翻阅了会馆的旧会议记录后说，会馆的坟山于1973年封山，政府从1976年中开始陆续征用会馆的坟山，目前已全部被征用。一小部分受扩路工程影响的墓穴则已被挖掘。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 谢燕燕
目前被人们误称为“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原非咖啡山，其历史也并非始于1922年，而是比那早上半个世纪，即1872年左右。算起来，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应该有139年。
武吉布朗坟场之所以会变成人们俗称的咖啡山，是因为人们不习惯用洋人的名字为华人坟场命名，坟场在40年前封山后，人们逐渐忘了它的历史和原有的华文名称，因此出现上述误解。
今天恐怕没多少人记得“姓王山”（后称“太原山”）、“二关塚山”、“新恒山亭”、“老山”、“颜永成山”等，幸存下来的，似乎就只有“咖啡山”，于是咖啡山就成了上述坟山的总称。
本报最近四处寻访本地文史工作者及曾在坟山聚落生活的旧居民，走访会馆，翻查旧刊物和档案资料等，尝试拼凑武吉布朗坟场已被遗忘的历史。
原来的武吉布朗坟场，是由王氏太原山（最早称“姓王山”）和福建会馆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所组成。
不过这两座毗邻坟山，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被英殖民地政府征去一部分土地，用来设立1922年启用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
今日的武吉布朗坟场，便是由二关塚山、太原山和新恒山亭剩余坟山所组成。它指的是从罗尼路（Lornie Road）转进森路（Sime Road）的那一大片坟场。谦福路（Kheam Hock Road）穿插其中，附近还有一条罗弄哈娃（Lorong Halwa）。
至于“咖啡山”，指的是靠近泛岛高速路的快乐山路（Mount Pleasant Road）和安莱盖路（Onraet Road）那片坟山，扫墓者一般是从安莱盖路或王振毓路（Wong Chin Yoke Road）进山。
咖啡山与武吉布朗因发展而分隔
新加坡福建会馆名誉理事苏晋兴（84岁）证实咖啡山过去是福建会馆产业，但已被政府征用。由此看来，咖啡山有可能是大巴窑新恒山亭的一部分，但因后来的发展，已和武吉布朗坟场分隔开来。
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决定建穿山新公路，一些坟墓得为道路让位时，很多国人忽然意识到坟山原来也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很多先人的珍贵史料。
于是，保护历史文化的声音四起，如何抢救坟墓上的史料，包括墓碑、墓志铭、雕塑、装饰物等成了当务之急。
不过在抢救坟墓史料的当儿，大家却说不清坟山本身的历史，它究竟如何形成，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就连坟山旧主人之一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目前已没有二战以前的史料可参考。
国家图书馆曾编写过武吉布朗坟场的简史，根据其说法，武吉布朗名称之由来，是因为那片地的第一名主人是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船主亨利·布朗（Henry Brown）。
亨利·布朗1840年来到新加坡后，买下了那一大片地，将之命名为快乐山（Mount Pleasant）。这片地后来被开闽王氏三名先贤王有海、王九河与王沧周，以及福建会馆分别买下并辟为塚山。
要厘清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了解王氏太原山和新恒山亭的历史。
三名开闽王氏族人 各500叻元买下太原山
有关王氏太原山的历史，至今能找到有较详细纪录的是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出版、王秀南主撰的《王氏开宗百世录》和王氏慈善（开闽公司）三庆特刊等。
目前被人们误称为“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原非咖啡山，其历史也并非始于1922年，而是比那早上半个世纪，即1872年左右。算起来，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应该有139年。
武吉布朗坟场之所以会变成人们俗称的咖啡山，是因为人们不习惯用洋人的名字为华人坟场命名，坟场在40年前封山后，人们逐渐忘了它的历史和原有的华文名称，因此出现上述误解。
今天恐怕没多少人记得“姓王山”（后称“太原山”）、“二关塚山”、“新恒山亭”、“老山”、“颜永成山”等，幸存下来的，似乎就只有“咖啡山”，于是咖啡山就成了上述坟山的总称。
本报最近四处寻访本地文史工作者及曾在坟山聚落生活的旧居民，走访会馆，翻查旧刊物和档案资料等，尝试拼凑武吉布朗坟场已被遗忘的历史。
原来的武吉布朗坟场，是由王氏太原山（最早称“姓王山”）和福建会馆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所组成。
不过这两座毗邻坟山，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被英殖民地政府征去一部分土地，用来设立1922年启用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
今日的武吉布朗坟场，便是由二关塚山、太原山和新恒山亭剩余坟山所组成。它指的是从罗尼路（Lornie Road）转进森路（Sime Road）的那一大片坟场。谦福路（Kheam Hock Road）穿插其中，附近还有一条罗弄哈娃（Lorong Halwa）。
至于“咖啡山”，指的是靠近泛岛高速路的快乐山路（Mount Pleasant Road）和安莱盖路（Onraet Road）那片坟山，扫墓者一般是从安莱盖路或王振毓路（Wong Chin Yoke Road）进山。
咖啡山与武吉布朗因发展而分隔
新加坡福建会馆名誉理事苏晋兴（84岁）证实咖啡山过去是福建会馆产业，但已被政府征用。由此看来，咖啡山有可能是大巴窑新恒山亭的一部分，但因后来的发展，已和武吉布朗坟场分隔开来。
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决定建穿山新公路，一些坟墓得为道路让位时，很多国人忽然意识到坟山原来也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很多先人的珍贵史料。
于是，保护历史文化的声音四起，如何抢救坟墓上的史料，包括墓碑、墓志铭、雕塑、装饰物等成了当务之急。
不过在抢救坟墓史料的当儿，大家却说不清坟山本身的历史，它究竟如何形成，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就连坟山旧主人之一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目前已没有二战以前的史料可参考。
国家图书馆曾编写过武吉布朗坟场的简史，根据其说法，武吉布朗名称之由来，是因为那片地的第一名主人是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船主亨利·布朗（Henry Brown）。
亨利·布朗1840年来到新加坡后，买下了那一大片地，将之命名为快乐山（Mount Pleasant）。这片地后来被开闽王氏三名先贤王有海、王九河与王沧周，以及福建会馆分别买下并辟为塚山。
要厘清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了解王氏太原山和新恒山亭的历史。
三名开闽王氏族人 各500叻元买下太原山
有关王氏太原山的历史，至今能找到有较详细纪录的是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出版、王秀南主撰的《王氏开宗百世录》和王氏慈善（开闽公司）三庆特刊等。
百世录中的“先贤置山建祠设会”一文，便谈到太原山的购置缘起。
据记载，早在1872年，侨居星洲的开闽王氏族人王有海（王秀南译成王友海）、王九河（王求和）与王沧周（王宗周）便商议集资购地供族人建屋栖息、从事种植，购买的土地还可以作为葬地，让族人养生送死。
三人的祖籍都是福建同安白礁乡。王有海1830年生于新加坡，靠经营砂劳越土产发迹。王九河来自马六甲，1871年在新加坡创立丹戎巴葛船坞公司，曾是英华学校和萃英书院赞助人。年少时从中国南来的王沧周曾创立德昌号，并以经营船务起家。王沧周1888年去世时就葬在太原山之麓。
他们有意效仿潮州义安公司的做法后，刚好有一名叫 Mootapa Chitty 的“遮地人”（来自南印度的Chettiar或Chitty）与华人林祖义拥有大巴窑区上段的一大片地皮要出售。这片被列为五号永久地契，共221余英亩的地，当时的交易价是叻银1500元。
三人各出500叻元，于1872年5月18日买下有关地段，作为“开闽公司福建王氏慈善”所公有。当时契约规定，凡是福建王氏族人可申请作为建屋、耕种及安葬用途，这便是从武吉知马路四英里转入谦福路的“姓王山”之由来。“姓王山”后来易名为“太原山”。
当时的地契正约原本有权委任信托人，却不知何故没有执行，时间一久，人们只知有姓王山，却不知献山者为何人。
征地赔款与利息 用来设开闽公司
根据《王氏开宗百世录》，殖民地政府后来决定建华人公塚，于1919年征用“姓王山”的97余英亩地，作为“二关塚”山的部分用地。
政府在开设二关塚山时也开辟谦福路，后又增辟亚当路，“姓王山”所剩下的113余英亩地，分开在亚当路和谦福路两边。殖民地政府在征地时赔了2万4476余元，却因为找不到山主，最后把该款项寄存在高等法院等候认领。
1922年3月20日，高院裁决，依照买地契约能产生有效的慈善信托。
1923年12月28日，法院批准王长顺（王有海之子）之申请，委任三信托人，除了王长顺，另两人是王瑞洲（王九河之孙）和王金鍊。此案在1924年完结，所领出来的赔款和利息用来设立王氏慈善（开闽公司）。
据了解，1982年至1990年间，政府把太原山剩余土地全部征用，经信托人和管理委员会极力争取，获得900万元赔偿，再以这笔钱购买武吉巴督23街的地皮，兴建办公楼、闽王氏宗祠和骨灰瓮安置所。这一工程于1997年竣工，是由已故王鼎昌夫人林秀梅所设计。
本地文史研究者吕世聪在翻阅旧报章时，曾看到一则刊登于1894年3月16日《星报》的趣闻。百多年前住在牛车水的王金福，在父亲去世时买了副很大的棺材，为把棺木抬进家还得拆掉大门。
他选好日子要把父亲葬在太原山，但天下大雨，跑马场、牛车水“积水成河，可泛舟街上”，他只好改期为父举殡。
村民话当年这里曾有个陈牛廊村
熟悉武吉布朗的吴安全，曾听一些看山人说武吉布朗叫“二关”，另外还有“姓王山”，“老山”，等，只是后来大家把这一切混淆了，误以为武吉布朗便是“咖啡山”。
最清楚这一切的应该是昔日在“陈牛廊”生活的陈亚峇（60岁）。“陈牛廊”是谦福路坟场聚落的俗称，陈亚峇1951年在那里出世，一直住到1982年才搬走。
据他回忆，罗弄哈哇的两头接到谦福路，北端那一头靠近太原山，是以打石碑而闻名的陈牛廊村，居民清一色是福建人。
他本身住在第二个村子，即罗弄哈哇中间、靠近快乐山。这部分原来属于福建会馆。政府未征地前，他家每月还租金给会馆。这个村子以种植果树，帮人照顾坟墓为主，当时还有人在亚当路摆摊卖水果。
至于最南端、靠近杜尼安路的聚落，除了福建人，还住了潮州人、海南人和马来人。居民以务农、当小贩、看守坟墓为主。
他记得村子里当时还有一所振中学校，上世纪70年代出过一本校刊，但几年后便关闭。
陈亚峇说，二关山指的是快乐山延伸到罗尼路的部分，基本上由快乐山和谦福山组成，他所住的村子，就在这两座山的山谷。简单来说，太原山是靠近麦里芝蓄水池、罗尼路、亚当路那一边，福建会馆的塚山，则是靠近快乐山、咖啡山的另一边。
新恒山亭 于1891年前已存在
王氏太原山隔邻的一大片坟山，是福建会馆的塚山新恒山亭。目前无法找到新恒山亭的完整记载，但能从本地文史工作者的研究中，理出一些头绪。
研究恒山亭的知名文史工作者叶钟铃曾在《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总机构》一文中指出：“自从恒山亭辖下施排埔（今日中央医院）新塚四脚亭于1894年前止葬后，闽人塚地便迁往麟记山和大巴窑。”
叶钟铃从闽籍富商王三龙为首的“倡修路董”于1910年5月23日所颁布的《募修新恒山亭路序》中，确定与太原山毗连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是福建会馆塚地。当时因为新恒山亭的山径崎岖，牛车络绎，崩塌益甚，闽帮领导人决定雇工修造道路，并号召闽人共襄善举。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是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当时有人在新恒山亭“预筑山基为异日瘗棺之地”（即预先霸占好墓地作为日后埋葬棺木之用），新恒山亭董事认为有必要整顿纲纪，去除陋习，于是刊登启事，限违例者在三个月内到恒春号（邱菽园的店）通报，每穴四方尺罚充公银12大元，没有据实通报者，坟堆将被毁平，日后再葬时罚款加倍。
通告还指出，董事会拟举颜永成为督理，负责安顿坟墓诸事。颜永成似乎在恒山亭的管理上很活跃，据叶钟铃的研究，他曾于1894年慷慨解囊，独捐巨金负起修复恒山亭旧塚山的善举，也可能因这缘故，新恒山亭曾有一处叫颜永成山。
吕世聪也在找史料时，发现福建会馆曾在1921年1月14日，在《叻报》上刊登一则“关于福建塚要事之传议”，内容说福建会馆收到地税公司于同年1月10日所发出的信函，表明殖民地政府准备把大巴窑福建塚的112英亩土地收归公有，福建会馆领导人决定在1月22日开会商讨征地一事。
上述通告所说的“大巴窑福建塚”，指的正是新恒山亭。通告说征地是“为改造住屋之用”，就不知被征土地是否有一部分曾被纳入1922年开设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内，但不排斥这一可能性。
太原山葬王姓福建人 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
原来的太原山只葬王姓福建人，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但二关山公塚则是开放给各籍贯华人。
吕世聪也在1921年12月20日的《石叻总汇新报》上看到一则“挖迁旧坟墓之报闻”，那是恒山亭董事告知恒山亭旧塚有166个墓穴受政府兴建公共医院（中央医院）影响，将迁葬到工部局设在“武吉物老隐”（武吉布朗旧译法）的新塚。
去年初，亚洲超自然侦探协会（API）创办人吴安龙和吴安全曾在武吉布朗坟场的罗弄哈哇发现一座隐藏在树林中的古庙，墙上匾额刻着“新恒山亭福德正神”和“民国丁丑年”（1937年），香炉刻着“福德堂”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算是为新恒山亭找到实证。
福建会馆秘书长沈美霞在翻阅了会馆的旧会议记录后说，会馆的坟山于1973年封山，政府从1976年中开始陆续征用会馆的坟山，目前已全部被征用。一小部分受扩路工程影响的墓穴则已被挖掘。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