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obao News Jun 16, 2012
by 柯木林
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
拜读林清如先生6月9日在《联合早报·周末论谈》发表的大作《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后，即刻致电作者。因其文中谈到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是我感兴趣的课题；而该文结束时又提及我先前所倡议的“名人陵园”的构思，觉得有必要再作一文阐述之。
今年3月21日在回应《联合早报》的提问，谈及如何处理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时，我曾建议：“把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坟墓，例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人 的坟墓集中搬迁到一个先贤陵园……（由于）武吉布朗会分阶段发展，一些地段最终可能不受影响，可以在那里建立先贤陵园，方便人们凭吊。”
薛中华的墓地在武吉布朗坟山，编号1919，是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之一。另一个受影响的名人是邱菽园，编号2536。今年初，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早上，我特地前往凭吊此二人之墓地，但见杂草萋萋，显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修整。
薛中华（1886－1940）、邱菽园（1874-1941）是同时代的人。邱菽园比薛中华大12岁，可惜薛中华并不长寿，早邱菽园一年辞世，享年54岁，他们两人有亲戚关系。薛中华的妻子邱杏娘（Khoo Heng Neo）是邱正忠的三女儿，而邱菽园乃邱正忠之子。根据武吉布朗墓地登录簿（Burial Registers of Bukit Brown Cemetery, May 1947-Nov 1972）的资料，邱杏娘卒于1963年8月10日，终年80岁。按辈份看，她是邱菽园的妹妹，也就是说薛中华为邱菽园妹婿。邱菽园是星洲才子，在新加坡文坛颇负盛名；薛中华则是华社领袖，声誉甚隆，都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
薛中华是商人，邱菽园是文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一个在经济层面上，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薛中华生前住在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23号的豪宅，邱菽园住安珀路（Amber Road）42号的“东滨小阁”，两处并不毗邻。但百年之后都安息在武吉布朗山，并且同样受迁坟的影响，或许是他们生前所始料不及的吧！
薛中华也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我有一专文论述薛氏家族的贡献，这里不再重复（此文 收录在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次版，页65-73）。薛中华有生之年曾将其家族史汇辑编成《东山薛氏家谱》，此 家谱由其幼女薛彩凤（Lucy Chen）保管。1963年，陈蒙鹤撰写其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时，就曾利用这部家谱的资料。1972年，东南亚史学界泰斗陈育崧也是利用此家谱资料，正式肯定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
《东山薛氏家谱》的内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薛有福（1862-1884），他是薛中华的叔叔，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创办人薛有 礼（1851-1906）的弟弟。这部家谱详细记录了薛有福的生平事迹。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为清朝第三批幼童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从美国留学回来后， 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他短暂的一生很 具亮点，值得一书。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在此次中法海战中阵亡的736名官兵的名字，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左秉隆创始“星洲”一词
新加坡的另一称号星洲，虽非邱菽园原创，但通过他的推广，“星洲”一词才广为人知。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中国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是“星 洲”一词的创始者。左秉隆在驻新加坡任内曾游廖内岛，归程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其 中有“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之句，称新加坡为星洲（见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游廖埠〉）。
左秉隆赋诗时1887年，比邱菽园办《天南新报》早11年。不过，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 说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邱菽园也是当年保皇派的中坚分子，戌戍政变后，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 难，邱菽园就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他。
林清如在文章结尾时沉重地指出：“名人陵园的构思，是实际可行的建议，社会上下却置若罔闻。保留古迹，保留历史，谁有责任？”
事实上，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 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从另一方面耒说，倘若后裔们的态度主动积极，会有更好的效果。名人后裔可与民间组织及官方机构配合，共商此事。
当然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他们的精神与曾经的贡献，也应视为国家的财富与文化遗产。以薛中华和邱菽园而言，薛中华上世纪20年代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 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邱菽园一度任漳州十属会馆（即今漳州总会）座办。这些在薛中华、邱菽园有生之年的相关机构，亦可以牵头与古迹保存局互动，为创建名人 陵园的工程努力！
by 柯木林
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
拜读林清如先生6月9日在《联合早报·周末论谈》发表的大作《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后，即刻致电作者。因其文中谈到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是我感兴趣的课题；而该文结束时又提及我先前所倡议的“名人陵园”的构思，觉得有必要再作一文阐述之。
今年3月21日在回应《联合早报》的提问，谈及如何处理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时，我曾建议：“把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坟墓，例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人 的坟墓集中搬迁到一个先贤陵园……（由于）武吉布朗会分阶段发展，一些地段最终可能不受影响，可以在那里建立先贤陵园，方便人们凭吊。”
薛中华的墓地在武吉布朗坟山，编号1919，是受修路工程影响的名人墓地之一。另一个受影响的名人是邱菽园，编号2536。今年初，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早上，我特地前往凭吊此二人之墓地，但见杂草萋萋，显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修整。
薛中华（1886－1940）、邱菽园（1874-1941）是同时代的人。邱菽园比薛中华大12岁，可惜薛中华并不长寿，早邱菽园一年辞世，享年54岁，他们两人有亲戚关系。薛中华的妻子邱杏娘（Khoo Heng Neo）是邱正忠的三女儿，而邱菽园乃邱正忠之子。根据武吉布朗墓地登录簿（Burial Registers of Bukit Brown Cemetery, May 1947-Nov 1972）的资料，邱杏娘卒于1963年8月10日，终年80岁。按辈份看，她是邱菽园的妹妹，也就是说薛中华为邱菽园妹婿。邱菽园是星洲才子，在新加坡文坛颇负盛名；薛中华则是华社领袖，声誉甚隆，都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
薛中华是商人，邱菽园是文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一个在经济层面上，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薛中华生前住在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23号的豪宅，邱菽园住安珀路（Amber Road）42号的“东滨小阁”，两处并不毗邻。但百年之后都安息在武吉布朗山，并且同样受迁坟的影响，或许是他们生前所始料不及的吧！
薛中华也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我有一专文论述薛氏家族的贡献，这里不再重复（此文 收录在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次版，页65-73）。薛中华有生之年曾将其家族史汇辑编成《东山薛氏家谱》，此 家谱由其幼女薛彩凤（Lucy Chen）保管。1963年，陈蒙鹤撰写其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时，就曾利用这部家谱的资料。1972年，东南亚史学界泰斗陈育崧也是利用此家谱资料，正式肯定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
《东山薛氏家谱》的内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薛有福（1862-1884），他是薛中华的叔叔，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创办人薛有 礼（1851-1906）的弟弟。这部家谱详细记录了薛有福的生平事迹。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为清朝第三批幼童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从美国留学回来后， 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他短暂的一生很 具亮点，值得一书。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在此次中法海战中阵亡的736名官兵的名字，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左秉隆创始“星洲”一词
新加坡的另一称号星洲，虽非邱菽园原创，但通过他的推广，“星洲”一词才广为人知。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中国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是“星 洲”一词的创始者。左秉隆在驻新加坡任内曾游廖内岛，归程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其 中有“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之句，称新加坡为星洲（见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游廖埠〉）。
左秉隆赋诗时1887年，比邱菽园办《天南新报》早11年。不过，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 说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邱菽园也是当年保皇派的中坚分子，戌戍政变后，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 难，邱菽园就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他。
林清如在文章结尾时沉重地指出：“名人陵园的构思，是实际可行的建议，社会上下却置若罔闻。保留古迹，保留历史，谁有责任？”
事实上，建立名人陵园或先贤陵园，说难亦易，说易亦难，必须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始有可成。其中后裔的态度，至关重要。建立名人陵园毕竟涉及后裔的家 事，若有异议，恐难成事。从另一方面耒说，倘若后裔们的态度主动积极，会有更好的效果。名人后裔可与民间组织及官方机构配合，共商此事。
当然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他们的精神与曾经的贡献，也应视为国家的财富与文化遗产。以薛中华和邱菽园而言，薛中华上世纪20年代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 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邱菽园一度任漳州十属会馆（即今漳州总会）座办。这些在薛中华、邱菽园有生之年的相关机构，亦可以牵头与古迹保存局互动，为创建名人 陵园的工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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