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2018年9月6日
文/谢燕燕 摄影/萧紫薇
寻墓人吴安全（左）与文化历史线记者谢燕燕的合照。
早报团队报道过无数大小新闻，而这一篇篇新闻报道，向读者传递信息，同时对记者和受访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且通过三名资深记者与他们受访者的故事，一窥究竟。
新加坡开埠200年，建国却仅仅半个多世纪。历史学家如今认为700多年前，这里已是各地船只停靠和进行交易的市集。从开埠建国算起，我们的历史还短浅，编写工作尚在进行，这也就让采访文化历史线的工作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在建国过程中，急急忙忙求发展，好些时候毫无眷恋地让发展巨轮迅速地碾平我们的甘榜、学校、戏院、庙宇，让这些与一代人成长记忆息息相关的景致，永远从岛国消失。
很多历史性建筑，例如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剧场，顺应建国时期的社会需求，匆忙地拔地而起；在社会变得富裕时仓促拆毁，却忘了这些建筑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往前看，一味追求发展，漠视社群的共同经历与记忆，缺乏历史意识。不过这种趋势近年似乎有所缓和，民间涌现一批热衷族群历史的文史爱好者，愿意一头栽进历史的搜集与研究，肯花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一点一滴地拼凑先人的故事。
这群人当中有的还很愿意动员亲友同学，一起重新拼凑已散落成碎片的记忆，述说已不复存在的聚落、社区、甘榜、学校或庙宇的故事，重构自身的微历史。例如，乌敏岛和德光岛前岛民都在重构岛民历史，很多已消失的学校的校友，退休后着手整理校史。
前内阁部长杨荣文曾在一篇题为《没有过去的记忆就没有未来》的专访中说，历史是很奇怪的，在一个族群部落里，从基因上来说，总有一些人喜欢收藏，一些人专门做记录，一些人对历史产生兴趣，其他人毫无兴趣，但是历史却给了大家力量、慰藉和保障。
他认为，“对过去太执着没有未来，但完全不知道过去同样没有未来。两者之间，一定要对记忆有平衡和新颖鲜活的处理方式”。
从事新闻工作超过30年，2008年初从《新明日报》调到《联合早报》后，开始采访文化历史和社团动态，触摸本地历史。这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有收获最有满足感的一段经历。
我被调到早报前，曾担任《新明日报》两本《庙宇文化》书籍的文字编辑，当时便意识到可以从庙宇挖掘地方历史。庙宇作为某个村落或族群的核心，往往是社会变迁的见证者。
很多本地文史工作者正是从庙宇切入，开始挖掘地方志和人文历史。2008年曾报道石叻学会以中英文出版的《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投桃之报》。两名作者吕世聪和洪毅瀚借助这座广东社群的百年古庙，鲜活而深入地挖出加冷河流域的历史，从建庙先贤带出早期社群领袖，又从庙宇祭祀习俗和神祇，勾勒出本地民间信仰的缘由与发展。
除了庙宇，会馆也是族群历史的重要载体。注重历史传承的社团会馆，总会在大庆时出版纪念特刊，重述或重新梳理会馆历史。华人向来对能被“载入史册”特别自豪，很多会馆因此愿意花钱出版特刊。
想要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有资料。近代史学家傅斯年（1896年－1950年）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要研究历史，不能单靠纸上文献，还要从墓碑和“地下”寻找考古的依据。
已数不清曾经和吴安全这位寻墓人到过新恒山亭、老山、武吉布朗寻墓多少回，但每次踏青，总能在古墓间挖出先辈们一些鲜活有趣、却已被遗忘的历史，并把这些新发现的旧事当“新闻”刊在报章上。
拼出李光耀柯玉芝家族历史
这些算不上是新闻，却是细心拼凑后重新被激活的新加坡故事，是从土地里被唤醒的记忆，是岛国先民的微历史。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能展现早期历史的某个面向。这类故事收集得越多，就会发现不同故事的主人翁，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是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下的事儿。
2014年6月，我应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之邀出席一个聚餐会，目的是拼凑李家人力车夫高长古与年少李光耀一段死里逃生的故事。聚餐者包括高长古两名来自香港的孙子高洪庆和高洪旺，以及协助李医生联络上高家后人的退休商人陈进福。
《寻找人力车夫高长古》一文见报后，引起吴安全的注意，让他想起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外公蔡金鼎和外婆梁亚顺。更巧的是，他有个专门帮人打理墓园的朋友苏亚明，正好在那个时候用手机把蔡应昌和蔡金鼎的坟墓照片传给他看。
经常在深山老林里打转的吴安全其实见过蔡应昌、蔡金鼎父子的墓，只是之前没多加留意，也不清楚墓主人身份。当他再回去研究那些墓时，已能从李光耀曾外祖父蔡应昌、外祖父蔡金鼎、蔡金鼎第二任妻子萧玉銮，还有李光耀亲外祖母梁亚顺（蔡金鼎第三任妻子）的墓找到各种资料来拼凑蔡家历史。李祥耀医生对外公的记忆，还有他手上的资料与照片则补充了这段家族史的内容。
2016年4月，吴安全从阮添筹位于老山的古墓拼凑了另一则故事，把这位曾被列入宋鸿祥《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著名律师，与早期义兴公司大总理阮锡禧，还有李光耀夫人柯玉芝的外祖父阮添成串联起来。原来阮锡禧是阮添筹的祖父，阮添成是阮添筹的弟弟，这意味着阮锡禧是柯玉芝的高外祖父。
考究历史不断有新发现。两年前写阮添筹的故事时，学界都认定阮锡禧是本地福建帮义兴公司的大总理，但是吴安全最近从1971年报章上的迁坟通告发现，阮锡禧极可能是汕头溪南镇岱美村的潮州人。这正是研究历史有趣之处。
每次踏青，总能在古墓间挖出先辈们一些鲜活有趣、却已被遗忘的历史，并把这些新发现的旧事当“新闻”刊在报章上。这些算不上是新闻，却是细心拼凑后重新被激活的新加坡故事，是从土地里被唤醒的记忆，是岛国先民的微历史。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能展现早期历史的某个面向。
（作者为资深娱乐专线记者）
2018年9月6日
文/谢燕燕 摄影/萧紫薇
寻墓人吴安全（左）与文化历史线记者谢燕燕的合照。
早报团队报道过无数大小新闻，而这一篇篇新闻报道，向读者传递信息，同时对记者和受访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且通过三名资深记者与他们受访者的故事，一窥究竟。
新加坡开埠200年，建国却仅仅半个多世纪。历史学家如今认为700多年前，这里已是各地船只停靠和进行交易的市集。从开埠建国算起，我们的历史还短浅，编写工作尚在进行，这也就让采访文化历史线的工作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在建国过程中，急急忙忙求发展，好些时候毫无眷恋地让发展巨轮迅速地碾平我们的甘榜、学校、戏院、庙宇，让这些与一代人成长记忆息息相关的景致，永远从岛国消失。
很多历史性建筑，例如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剧场，顺应建国时期的社会需求，匆忙地拔地而起；在社会变得富裕时仓促拆毁，却忘了这些建筑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往前看，一味追求发展，漠视社群的共同经历与记忆，缺乏历史意识。不过这种趋势近年似乎有所缓和，民间涌现一批热衷族群历史的文史爱好者，愿意一头栽进历史的搜集与研究，肯花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一点一滴地拼凑先人的故事。
这群人当中有的还很愿意动员亲友同学，一起重新拼凑已散落成碎片的记忆，述说已不复存在的聚落、社区、甘榜、学校或庙宇的故事，重构自身的微历史。例如，乌敏岛和德光岛前岛民都在重构岛民历史，很多已消失的学校的校友，退休后着手整理校史。
前内阁部长杨荣文曾在一篇题为《没有过去的记忆就没有未来》的专访中说，历史是很奇怪的，在一个族群部落里，从基因上来说，总有一些人喜欢收藏，一些人专门做记录，一些人对历史产生兴趣，其他人毫无兴趣，但是历史却给了大家力量、慰藉和保障。
他认为，“对过去太执着没有未来，但完全不知道过去同样没有未来。两者之间，一定要对记忆有平衡和新颖鲜活的处理方式”。
从事新闻工作超过30年，2008年初从《新明日报》调到《联合早报》后，开始采访文化历史和社团动态，触摸本地历史。这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有收获最有满足感的一段经历。
我被调到早报前，曾担任《新明日报》两本《庙宇文化》书籍的文字编辑，当时便意识到可以从庙宇挖掘地方历史。庙宇作为某个村落或族群的核心，往往是社会变迁的见证者。
很多本地文史工作者正是从庙宇切入，开始挖掘地方志和人文历史。2008年曾报道石叻学会以中英文出版的《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投桃之报》。两名作者吕世聪和洪毅瀚借助这座广东社群的百年古庙，鲜活而深入地挖出加冷河流域的历史，从建庙先贤带出早期社群领袖，又从庙宇祭祀习俗和神祇，勾勒出本地民间信仰的缘由与发展。
除了庙宇，会馆也是族群历史的重要载体。注重历史传承的社团会馆，总会在大庆时出版纪念特刊，重述或重新梳理会馆历史。华人向来对能被“载入史册”特别自豪，很多会馆因此愿意花钱出版特刊。
想要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有资料。近代史学家傅斯年（1896年－1950年）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要研究历史，不能单靠纸上文献，还要从墓碑和“地下”寻找考古的依据。
已数不清曾经和吴安全这位寻墓人到过新恒山亭、老山、武吉布朗寻墓多少回，但每次踏青，总能在古墓间挖出先辈们一些鲜活有趣、却已被遗忘的历史，并把这些新发现的旧事当“新闻”刊在报章上。
拼出李光耀柯玉芝家族历史
这些算不上是新闻，却是细心拼凑后重新被激活的新加坡故事，是从土地里被唤醒的记忆，是岛国先民的微历史。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能展现早期历史的某个面向。这类故事收集得越多，就会发现不同故事的主人翁，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是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下的事儿。
2014年6月，我应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之邀出席一个聚餐会，目的是拼凑李家人力车夫高长古与年少李光耀一段死里逃生的故事。聚餐者包括高长古两名来自香港的孙子高洪庆和高洪旺，以及协助李医生联络上高家后人的退休商人陈进福。
《寻找人力车夫高长古》一文见报后，引起吴安全的注意，让他想起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外公蔡金鼎和外婆梁亚顺。更巧的是，他有个专门帮人打理墓园的朋友苏亚明，正好在那个时候用手机把蔡应昌和蔡金鼎的坟墓照片传给他看。
经常在深山老林里打转的吴安全其实见过蔡应昌、蔡金鼎父子的墓，只是之前没多加留意，也不清楚墓主人身份。当他再回去研究那些墓时，已能从李光耀曾外祖父蔡应昌、外祖父蔡金鼎、蔡金鼎第二任妻子萧玉銮，还有李光耀亲外祖母梁亚顺（蔡金鼎第三任妻子）的墓找到各种资料来拼凑蔡家历史。李祥耀医生对外公的记忆，还有他手上的资料与照片则补充了这段家族史的内容。
2016年4月，吴安全从阮添筹位于老山的古墓拼凑了另一则故事，把这位曾被列入宋鸿祥《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著名律师，与早期义兴公司大总理阮锡禧，还有李光耀夫人柯玉芝的外祖父阮添成串联起来。原来阮锡禧是阮添筹的祖父，阮添成是阮添筹的弟弟，这意味着阮锡禧是柯玉芝的高外祖父。
考究历史不断有新发现。两年前写阮添筹的故事时，学界都认定阮锡禧是本地福建帮义兴公司的大总理，但是吴安全最近从1971年报章上的迁坟通告发现，阮锡禧极可能是汕头溪南镇岱美村的潮州人。这正是研究历史有趣之处。
每次踏青，总能在古墓间挖出先辈们一些鲜活有趣、却已被遗忘的历史，并把这些新发现的旧事当“新闻”刊在报章上。这些算不上是新闻，却是细心拼凑后重新被激活的新加坡故事，是从土地里被唤醒的记忆，是岛国先民的微历史。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能展现早期历史的某个面向。
（作者为资深娱乐专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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